让我们为自己而活

为失联/被带走的公共诉求表达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的情况汇报

众多领导们，你们好。

因为公开向失联/被带走的公共诉求表达者，提供个人免费法律咨询服务，我本人以及其他和我一样提供这个服务的人，这几天陆续被当地司法局和警方找，我居住地的警方还多方打探我的个人信息。我国哪一个人没有获得法律咨询的权利呢？哪个法律人没有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自由呢？都在推行刑事辩护全覆盖了。最最重要要的：不是必须恪守“无罪推定”原则吗？我很委屈，也生气。我一直没有接律所的电话，让司法局党委领导跑去律所两趟，还亲自查看了我办的案件，还要再约谈律所党委。我为没有及时电话沟通情况，又因照顾孩子时间碎片化，没及时完成书面情况汇报，而诚恳表达歉意。现将情况详细汇报如下，肯请领导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一、我迫切需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秩序。

武汉初发疫情时，大家因对这个病毒的了解不多，很恐惧，但那是全国还没有强制核酸，强制封控、强制隔离，全靠自觉防疫。从那时起，防疫成了生活里的头等大事儿，各地防疫指挥部，这个不属于任何行政主体的、不需要承担任何行政责任的临时办公小组，成了权力最大的部门。

后来核酸检测越来越多了，强制核酸、强制封控、强制隔离、方舱也越来越多。无核酸阴性出行艰难，一时间从空旷的边疆到长期卧床不起的居家者，都必须要做核酸。各地都还只认当地核酸，律师出差办案时间大大增长。可至今，没有任何公共讨论，或者中央、地方立法，来为强制核酸提供合法性。

后来是强制新冠疫苗，从医院到政府单位，到学校，更到田间地头的农人。确定了接种率，就是不惜一切，强制完成目标了。那时没接种的律师的工作特别耽误事儿。很多律师被迫接种。

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尤为重要，但随意获取个人信息、接种信息、核酸信息和医学检测信息，和轨迹隐私数据的健康码，没有任何公共讨论和中央及地方立法，就强制推行了，成为了如今近乎“唯一的“健康凭证和通行证。你的健康如何，不是实际情况如何，或者你自己感觉如何，而是健康码 呈现的如何。后来健康码的“妙用”开发的越来越多，轻轻一操作个人信息，就变码颜色，原地就让人禁足、被拒绝上车/下车 甚至被强制拉去隔离。

新闻上，俄罗斯至少还通过杜马立法来推行的本国健康码，泰国宣布在2022年6月1日正式停止使用泰国的健康码系统，10月1日泰国总理发言人又宣布，关闭疫情追踪软件，同时销毁系统中的所有数据。我国也是有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但我们健康码就是这样“权力强大”却可被轻易操控着各种“妙用”。

病毒演变的很快，毒性下降的很快，但清零目标始终没变，导致地方保护加剧：核酸互不认可，健康码互不认可，对外来者不管三七二十一，来了自己的地界先赋个红黄码后再拉去隔离。出门一趟回来也是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赋个红黄码后再说隔离，甚至健康码一弹窗——不准回京，购票的信息也和健康码信息互通，连个回京的车票都没资格购买。

你被错定密接了，你被错误封门了，你被随意弹窗了，你被错误赋红黄码了，你被错误隔离了，你在隔离时条件太差被冻感冒了，却连个法律救济途径都没有，只能一遍遍打一个防疫热线，市民热线。有人提起政府信息公开，公开发出来帖子都被删除；那么多提起行政诉讼的，还没有一个被立案受理的。

一说疫情严重，各单位都居家办公了，甚至公检法也派人去高速协查核酸健康码围堵拦截”风险者“，或者下沉社区提供防疫服务。还有那些快递都断了，文书都邮寄不了；看守所、监狱都变成视频会见了，许多干脆视频会见也关闭了，长期不接收律师会见。律师接案子时，双方最主要的关切都变成了疫情防控。律师出门办案难，家中有孩子的还动不动不能正常上学，都改上网课了，还要照应孩子们上网课，出门工作更难了。但没人收到过疫情补贴来安享居家不工作。

 

2022年11月25日的乌鲁木齐大火，我听到了视频里居民微信群中的文字和语音求救，我没有看见所有死者的名单和照片，但看到了一家少数民族孩子们的照片，一个三岁小女孩漂亮的小脸。她和我的第二个孩子一样，才三岁。这个小女孩生于疫情防控、长于疫情防控、死于疫情防控。我不敢想象她生命最后时刻的恐惧挣扎和痛苦持续了多久。孩子问我为什么难过，我拿着那张照片给孩子看，说：“你看，她跟你同岁，她被大火烧死了，因为门被封锁了，跑不出来。” 我的孩子严肃地说：“妈妈，我们要去保护她。”

可我其实像绝大多数的国民一样，没有能力保护任何人，包括我的孩子、我的亲人、甚至自己。当时我和我的孩子还在全城静默中，足不出户，小区楼栋轮番着高风险，我最害怕就是强制我们去隔离；我更害怕孩子或亲人需要紧急就医的，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艰难才能出楼、出小区，去多远才能找到一家接收的医院。我的一个亲人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因为她同层楼的一户检测核酸阳了，她们全家被拉去隔离后转方舱，已经很久了，而且她的店铺时不时因防疫而不能正常营业，全家在隔离中还要发愁还房贷的问题。银行说排队申请免部分房贷的太多了。

防疫中，不能正常上班的人太多，还能拿到正常工资的太少了。多少留言说：工作没了，爱情没了，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大中国哪儿都在搞防疫。我看到网上那么多小孩子穿着防护服，独自被带走隔离；我听到了在隔离期间发烧抽搐因没及时医治死亡的，14岁女孩的父亲的痛哭。我看到网上那么多临近分娩的女人在哭求封控管理人员让自己去医院，还因为没有最近核酸被拒分娩在大街上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艰难是否就会轮到自己，自己那时该怎么办。

奥米克戎或者其他变体，我不怕，病毒的传播是有科学规律的，现在顶多让我感冒一样哪怕发个烧，但我怕随时随地可能的被禁足、被隔离、被封控，害怕因防疫造成的：亲子分离、出行艰难、食物短缺和饥荒、经济损失、个人经济危机、和 人生荒废。

 

三年疫情防控，病毒早就变了又变，变成了类似流感，我们的防疫政策却始终是：清零、清零，坚决清零。坚决清零的决策者，像唐吉柯德一样，让全国人跟他/她一样疯狂地追逐奥米克戎或者其他变体，不惜国民个人和这个国家所付出的所有代价。在这个目标下，核酸造假，随意封控和隔离、方舱乱拉人填仓等乱象，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纠正一处还会出现另一处。

一个网上的在线投票，在存续了不足24小时之后，也被删帖了，但百分之九十多的国民投票不怕奥米克戎不要核酸。为什么不让大众的意愿被看见？如果不在乎大众意愿，那我们普通大众所受的防疫损失和痛苦，是为了满足谁的什么利益？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为某个决策者、某个领导的什么利益，而去继续做牺牲，继续遭受强制防疫的损失和伤害。我和我的孩子们、亲人们不是为了某个决策者或某个领导利益而活，我迫切需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秩序。

 

二、有人被迫去表达公共诉求，我很感谢，提供了一点电话法律咨询服务。

我看到网络上（我对外网情况不了解），一些高校学生们在视频中展示自己的隔离状况和对即将被隔离的恐惧，很生气；一个集体喊着“不要核酸”“不要健康码”的短视频，打动了我，这也是我的迫切诉求啊。我还看到有人因为祭奠乌鲁木齐大火中的逝者被带走，有人因为举了一张白纸而被带走。有第一个在上海乌鲁木齐路上用花和蜡烛做祭奠而失联的人的陈述和求助，还有一些被带走的学生的法律求助。

于是我就想在封控中提供一点电话法律咨询服务，就公开了我的姓名和手机号。又担心自己还要照顾小孩，不一定完全兼顾得来，就在微信群问法律人谁愿意也一起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的，后来就有几个法律人士表示愿意，我就列出一个名单，在微信上公开发布了。接着我拉了个微信小群，把这些法律人，拉进来，方便几个人小范围沟通分享。但这个微信小群在次日就被冻结了，我的微信账户也被限制了功能。我们几个人的小范围分享，都无法进行了。这中间其中的人表示要退出，就自由退出了。后面陆续有人因为被招呼，提出退出，我只能如实相告：发出去的难以收回，我的微信功能又受限，我无法群发或发朋友圈公开这个名单的变动，但如果谁再编辑这个名单的话，或者问我这个名单的话，我一定告知这个名单的变动。

另外，刚开始因为被传唤的人多，所以咨询多，但后来基本就没有人咨询了。

有司法局要其中的律师退出这个咨询服务，并给了律师一个法律援助的名单，让有需要的人打政府的法律援助热线，并且禁止该律师再在某些微信群发红包。我不知道司法局什么时候有权禁止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了，甚至有权干涉律师怎么花自己的钱发红包了。

律师自己的父母或配偶，也不一定会管到这些事情，但有些司法局却管到了，事无巨细，想插手就插手。不服从就让律师好看，就像被管理者是自己的奴隶。当然，除了一些主动干预的司法局，其他的不一定是自愿主动要干预的。这种封建大家长式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指令与服从关系，让被管理者/下级的个人意愿和独立评断都完全被磨灭了：被管理者/下级 怎么想的、怎么评断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管理者/上级领导怎么认为的、想要怎么样。

 

三、让我们为自己而活

众多领导们都是已为人父母，深爱自己的子女，还期望自己子女善良、有同理心、正直、勇敢、有担当；而且许多重要领导都已人到中年，期盼自己的子女能够独立自主，能自己解决问题，能自己有力量、有作为。

我看到国内网上，那些失联的大学生、青年们，在自己面临的防疫困境中努力自救，集体自救；同时也在善良地同理那些在防疫中遭受痛苦和伤害的普通大众，很多人为逝者祭奠。哪怕他/她们举起了一张白纸表达情绪，哪怕喊出来因为三年防疫而累积的悲伤和愤怒，他/她们至少没有哭求父母帮助他/她们脱离困境，没有求着父母家人替他/她们出头去改变防疫政策，没有埋怨父母不把她/他们送到外面更好的环境里读书或生活，也没有只在一片恐惧和悲伤中哀嚎，更没有下跪乞求。他/她们在努力自救，用自己的方式哀伤着，自己被防疫吞噬的几年青春梦想和乐趣。她/他们在努力着自己去解决问题，自己去表达。

如果我们的孩子在那种情形，我们一定也希望他/她们有尊严地表达，有尊严的争取，必要时有尊严地抗议，并且为他/她们骄傲。

领导们，那些年轻人中可能就有你的孩子，你孩子的同学或朋友，或者你孩子的同龄人，他/她们生而美好，善良有爱，自立自强，勇于为自己而活，青春有梦想。谁有权让他/她们放弃自己的人生，荒废在防疫的代价里呢？

我自私地为替我表达诉求的人，提供了一点法律咨询服务，怎么还各种威胁我呢？我不是防疫的既得利益者，我相信绝大多数领导们也不是防疫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要我们为谁的利益做牺牲呢？

别说咨询的人本来就不多，这几天已经基本没有了，即便还有零星的，那些表达者，难道不是谁家亲爱的孩子，难道就不该被关切？

我不懂政治，但我相信一个优秀的领导，是珍惜青年的，是听得进去大众的诉求表达的，是不会自私自利地要所有人都为其利益当代价的。哪位领导不曾是青年，不曾想要努力终结自己身上的苦难？

 

综上，我迫切要求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无核酸、无健康码。请领导们考虑我的诉求，帮忙传达我的诉求。否则，即便各地防疫政策时紧时松，都是一种可反复的不稳定状态，防疫利益既得者，不会放弃任何机会来重启紧张，那种不安全感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个时刻。我珍重为我的诉求去表达的人，我需要为自己而活。

让我们为自己而活。

 

王胜生   诚

2022年12月3日